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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推出新技术uProxy保护互联网言论自由-墙外楼

  世界著名互联网公司谷歌星期一(10月21日)在美国纽约宣布将开始实施一项保护新闻机构和人权组织免遭网络攻击的计划,以支持网络言论自由。

  根据这项“盾牌计划”(Project Shield),谷歌将代理那些频繁遭受出于政治目被攻击的网站。由于谷歌比较庞大、技术设施比较完备,所以比那些独立网站更能抵抗攻击。

  谷歌同时宣布推出一项名叫uProxy的新技术,以便让个人在一定条件下突破政府的审查和监控软件而浏览互联网。

  谷歌所提供的这个软件能够在谷歌Chrome浏览器和Firefox浏览器上运行,不过暂时不能在谷歌竞争对手微软的视窗浏览器上运行。

  “不做恶”

  谷歌在自己“不做恶”的口号指引下帮助人们对抗世界上一些试图封锁互联网的政权,建立了自己的声誉。

  谷歌在2010年建立了一个以前美国国务院官员科恩为首的名叫Google Ideas的智囊机构,推出了上述重要产品。

  由谷歌资助并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和非盈利性组织“勇敢新网络”(Brave New Software)研发的uProxy软件将能够让在中国等国家的用户看到在另一个国家的朋友所看到的未经审查的相同网页。

  这个软件可以在两个用户之间建立一种加密连接,也就是建立一个事实上的私人网络,类似于目前一些中国人为突破当局对互联网的封锁而使用的所谓翻墙软件。

  谷歌表示,uProxy目前仍处于试验运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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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写下这个标题时,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长沙警方逮捕,理由是“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报馆还算仁义,发了通告要“全力维护记者的正当采访权益”。这也是新快报第二个被捉去的记者,此前记者刘虎被北京警方批捕,罪名是“涉嫌制造传播谣言”。

凤凰彩票官网  对于刘虎的拘捕,新闻界没怎么发声,甚至连东家也没吱一声。许多同业在谈及此事时,也多选择缄默。但在陈永洲一事上,报馆终于表明态度,而不是学同城媒体,“配合司法调查”。也许再这么捉下去,不止新快报要垮塌,其他报纸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在看到更多事实披露前,还很难说记者被捉一定就是对言论自由的践踏。但只要强力部门不能给出详尽的披露,并且获得认同与谅解,公权打压新闻报道权的疑虑就不会消除。出于此类事件的一贯手法,警方会协同有司有步骤放料,一点一点向舆论里注入东西。

  以新闻界现今的实情,怕是很难对这样的遭遇做出一致的谴责。所谓的价值共同体,历经快速崩溃,早已是一滩污泥,扶不上墙头。尤其是,警方选择了在业界不属于第一梯队的地方媒体,分散了在目标选择上的压力。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网络整顿”的精明与系统化。

  然而,只针对次优报馆记者的捕捉,并且将记者的职务作品与报社切割,专门对孤立以后的记者“亮剑”,也显示了此番动作不是要立法治的威风,更好像是把力道放在震慑上。这里就需要警方做充分的解释。可话又说回来,解释了又能怎样,强力意志要贯彻。

  涉及大公司的深度调查,一般都会有查证工商资料的环节,而且一般都不是记者能完成的,通常需要相熟的律师予以协作。如果要利用捕捉记者达到震慑的作用,那些倾向于与记者合作的律师也躲不开。而这样的律师数量并不多,记者与律师的联盟显然在震慑指向上。

  仅以传媒业观之,经由精细化的审查操作,传媒业已然被驯服。以审查为先锋的传媒业管控大功告成。此时,再上司法手段予以强化,看起来似无必要。但政治与司法手段的齐齐施加,能达到及比单纯审查管控更厉害的遏制深度,这样的操作必然会被其效果所激励。

  考虑到传统新闻业已经难有挑战举动,那么,继续上手段施压的意义何在?既然政治管控可以见效,何以再动用司法强力?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财经商业这些审查的传统题材之外再划出更多“红线”,剥除新闻业可与社会舆论联动的最后一块“领地”。

  与审查的阴柔气质不同,强力操作的专业特点是精心衡量、精准出击。在一公两高的解释之外,地方选择打击的“自选动作”,有了张家川的前车之鉴,想必警方会更加谨慎,这也造成舆论声援难上加难。相较而言,富士康几年前对记者的司法恶攻,简直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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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新快报》记者刘虎被北京警方抓捕后,该报另一名记者陈永洲被湖南长沙警方抓捕。知情人士称,陈永洲被抓祸起中联重科。

  长沙市公安局周二(22日)晚间通过官方微博证实,陈永洲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已于10月19日被长沙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据报,陈永洲从去年9月26日至今年6月1日间,共发表了10篇有关中联重科“虚报利润”、“利益输送”、“畸形营销”及涉嫌造假等一系列批评性的报道,并向向香港联交所、香港证监会及中国证监会实名举报中联重科涉案。

  《新快报》通过微博回应称,将采取法律手段,全力维护记者的正当采访权益,希望当局能及时回应,真正做到依法、透明办案。

  中国记者因报道而被刑拘的事件并非首次发生,今年8月,《新快报》另一名记者刘虎也因实名举报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被北京警方以诽谤罪刑事拘留。

  《新快报》由广州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1998年创刊,是广东三家主要都市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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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新华社用英文发表的一篇评论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反响。这篇评论的题目是”美国的财政失败成就了一个去美国化的世界之理由”。(US Fiscal Failure warrants a De-Americanized World)这篇评论不仅为国际媒体提供了炒作的谈资,而且迫使美国政府的发言人也不得不作出反应。

  在我看来,美国之所以对这样一篇其实很不严肃的评论作出反应,一方面是这篇文字刺到了美国的痛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竟然成为中国最大的债务国,而且这个自诩为民主政治典范的国家,竟然会闹到政府关门,国家濒临债务违约的地步。因此,中国作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者,此时公开表示一点不满和担忧,完全合乎情理,美国政府除了表态一定欠债还钱,也真没有别的话可说。

  不过,正如《洛杉矶时报》指出的,这篇评论言辞之犀利,让人感到吃惊。为什么会这样呢?《洛杉矶时报》的解读,是因为中国人对受制于美国,不得不继续买美国国债的处境不满。我的解读则不同,我认为这篇评论流露了中国当权派,包括体制内的奴才们,对美国难以掩饰的敌意与恶意。

  这种敌意与恶意,集中地表现在”去美国化”这个口号上。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们知道,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毛时代的中国。中国的知识人,尤其是像评论的作者刘畅这种能够用英文写作的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已非昔日可比。因此,提出”去美国化”的口号,绝不可能是出于无知和天真。当年中国确有很多青年人相信,一个打倒了美帝国主义的世界,一定会变的公正,但今天的刘畅之辈绝不会相信,世界如果去美国化,一定会更公平。

  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主张”去美国化”呢?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恰恰在于,他们知道,美国人虽然无力实现世界的公平,但美国人相信世上有公平这么一回事,而中国的主流精英们,如刘畅之辈,根本就不相信公平的存在,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中国不公平秩序和竞争的获益者。他们知道,相信公平的美国人,终究是一切坚持邪恶秩序的国家最大的外部威胁。也就是说,美国对所有不相信公平的人都是真正的威胁。他们要”去美国化”,就是要去除这个威胁。

  最近的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对敌人的痛苦非常敏感。新华社趁美国内部的政治危机提出”去美国化”的口号,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敏感,看到了中国当权派对美国这个自由与公正的灯塔的敌意与恶意。美国在追求自由和公正方面不断探索的巨大示范效应,确实让世界上一切压迫者和剥夺者自动地成为她的天敌。

  不过,美国的强盛,为什么没有能带来一个公平的世界?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究竟是有利于促进一个公平世界的出现,还是不利于出现一个公平世界?这是一个困惑了许多人的老问题。这个问题的困难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内部的自由和公正确实是美国富强最根本性的制度原因。但美国的富强既产生了有利于自由和公平的示范效应,也产生了另外一个效应,就是对落后国家的压迫效应。也就是说,美国因自由和公平而获得的巨大国力,也为美国占其他国家的便宜提供了方便。美国人不是圣人,他们有时很难克服这种诱惑。况且,美国人中,也有不相信公平的败类。

  因此,我们很难就美国相对衰落来判断世界的短期走势。因为,这可能意味著一段时间里邪恶势力的猖獗。但是,美国永远是人类对公平与正义的信心最重要的来源是不会改变的。这一点,从美国最近的政治危机中也能够看到。美国的茶党虽然犯了重大的策略错误,但他们决心纠正美国寅吃卯粮积弊的决心,以及多数民众对他们这一理念的支持,并没有因此而遭到根本的伤害。在美国,正气不仅长存,而且邪气总是难以压倒正气。

  而”去美国化”口号的提出,恰恰反映了今日中国正不压邪的现实。比起美国债务危机和民主制度危机,中国正不压邪这个现实其实更值得世界关注和担心。”去美国化”口号之提出,不仅说明了中国邪恶势力对正义满怀敌意与恶意,它还说明,这种邪恶势力如今有了从未有过的全球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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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央电视台今天称,该台的英文推特帐号@cctvnews被盗用,被人利用“发布了错误的消息”。据指出,央视所指的这条“错误消息”说,习近平已下令成立一个针对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涉嫌贪腐的调查委员会。

  央视负责人称,央视的推特帐号在21日遭盗用,被非法使用发布了错误消息。现在,“这条未经批准发表的消息已经被擦掉”。

  央视推特发布的这条消息称,习近平已专门成立了一个针对周永康涉嫌贪腐的调查委员会。消息公布后,观察中国政治的人士都感到吃惊。

  不过,这条消息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它只不过是香港南华早报21日发表的同类消息的翻版。香港南华早报的消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绕过了中纪委这个内部调查机制,任命一个由公安部高层组成的特别小组,专门调查与退休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有关的贪渎丑闻。

  南华早报引述来自公安和反贪部门的消息指出,这个小组的领导是今年7月底调任公安部党委委员的北京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傅政华。傅政华将直接向习近平报告。南早早前独家披露,中共高层今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中达成决议,同意向周永康和其家人贪渎的传闻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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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 — 在联合国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每4年一次的定期审议辩论中,西方国家对中国逮捕活动人士、限制互联网的使用,以及对少数民族的打压提出批评。

  美国主管民主人权副助理国务卿泽雅(Uzra Zeya)说,中国应该停止以骚扰、关押和逮捕的手段来对待批评政府的人权活动人士与他们的家人。

  泽雅说:“我们关注中国压制集会、结社、宗教与言论自由,骚扰、惩罚活动人士和他们的家人与朋友,并实施打压少数民族人权的政策。”

  德国与英国的代表在会中作出相同的批评。英国大使皮尔斯也呼吁中国,进一步减少适用于死刑的犯罪行为。

  在联合国47个成员国组成的人权理事会开会前,4名西藏活动人士星期二清晨爬上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万国宫的脚手架,拉开写着“中国侵犯西藏人权,联合国关注西藏”的横幅,并高喊“解放西藏”的口号。

  来自“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组织和欧洲藏青会的抗议者很快地就被联合国安全人员拘捕。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发言人贝玛洋子(Pema Yoko)告诉法新社,引起世人对藏人处境的关注十分重要。她说:“我们预期中国会对他们在西藏的人权纪录公然撒谎。”

  稍后,中国特使吴海龙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辩论中承认,中国人权仍然面临一些挑战,但他坚称中国在减贫、深化司法改革及保障少数民族权益方面已经做出许多改善。

  吴海龙说:“我们必须在改革、发展与稳定中找到一个平衡。”他说,减贫是中国政府的首要目标。

  这是联合国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的第二轮定期审议,也是国际社会首度对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人权进行正式检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说,中国政府派出大型代表团参加会议表示对其重视,中国政府愿意听取“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并给予认真考虑,但若是恶意的批评,中国会走自己的道路并维持自己的正确判断。

  与此同时,自由亚洲援引不具名消息来源报道说,中国甘肃当局星期一提前释放正在服8年刑的藏人僧侣秋周嘉措(Choedak Gyatso)。秋周嘉措2008年因参加碌曲县反中国政府的抗议活动被逮捕并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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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清涟

  由于期盼中国的政改有如“等待戈多”,于是不少人将视线转向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出台的经济改革。

  两份内容接近的改革蓝图

  2012年世界银行曾应中国政府邀请,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制定了一份“长期改革路线图”。这份蓝图所规划的改革,在行将出台的经济改革中还能保留多少?由于中国新一代领导有通过《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外媒发声的爱好,因此,即将揭盅的经济改革目前已有端倪可循。

  先说经济改革想达成的目标,因为所有改革措施只是通向目标的手段。

  《华尔街日报》10月7日文提到,习近平等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目标是“努力将本国经济建成一个更像美国的经济:推动消费文化的发展,即鼓励中国人购买更多汽车、服装、家电和电子产品等中国目前正在出口的商品,同时也鼓励创新型民营公司的发展”。江胡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出口拉动型,外加政府大举投资促动基础设施建设。新一届政府的目标是想将出口拉动型经济改变为内需推动型。

  围绕这一目标,世界银行在吸收了大量中国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描绘出一幅改革蓝图:推动银行业私有化进程,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展开竞争,同时降低政府对银行业的管控。土地私有化,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国企改革,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

  世界银行将这份报告递交给中国政府时,并不清楚这份报告的未来命运。据说,由现任中央财办主任刘鹤领导的七个“研究小组”负责制订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经济改革蓝图,包括金融自由化、财政政策、放松管制、城镇化和地权等问题。两相对比,应该说,世行“应中国政府邀请”而作的报告内容大部分被中方采用。这种重合是必然的,因为参与两份报告写作的专家有较高重合性。世行承认,去年刘鹤为世行报告提供了指导。为何国内专家的想法需要让世行出面背书?估计是因为改革阻力较大,外来的洋和尚好念经,想利用中国官方对世界银行比较迷信而推出一些改革措施。

  可能的经济改革轮廓

  从上海自贸区9月29日正式开张后的情况来看,所谓“金融自由化”只是实行了利率市场化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允许民资外资设立合资银行等边缘性改革。一个上海自贸区的步子都迈得如此谨小慎微,只能对三中全会的金融自由化的开放程度表示存疑。但除此之外,金融方面已经开始实施一些放松资本管制的措施,可看作为改变现有外汇管理体制所做的热身动作(本人对这将另行分析)。但只要国企与地方政府能够利用资金管制制度取得廉价甚至无偿信贷,任何金融体制的边缘性改革都可能是徒劳之举。

  《华尔街日报》文章引述内部人士消息,称被世界银行官员视为报告的“标志性建议”,即国有企业应当受到独立资产管理者的监督未被采纳。这一建议的目的是让独立资产管理者督促国企专注于商业目标,不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来打压竞争对手。由于遭到国务院国资委以及国有企业的反对,这个提议被取消。

  城镇化与地权问题可能是经济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与此相关的将是户口制度的改革,以及放开限制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其家乡以外地区享受医保和教育的政策规定。据说地方政府因担心增加社会服务开支而反对这项建议,但习近平已暗示对此表示支持。鉴于大多数地方政府还未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不少地区已经提前制定了近十年新城镇化的计划并开始付诸实施,我相信,不管中央如何规定,地方政府总能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办法。

  财政政策如何改动,《华尔街日报》在其采访了大批“内幕”人士的两篇采访中均未提及。从现在动向来看,估计最重大的“改革”是让各地政府开征房地产税。鉴于中共中央现在对地方政府的控制除了省级领导的人事权之外,经济上只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而且这两者都因为地方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习惯性做法,不仅未起到预期作用,反而被充分利用,因此大概不会朝向放权这个方向调整,否则中央的控制更加无力。

  上述改革能否“走出一片艳阳天”?

  习近平现在之所以坚决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是因为他对经济改革抱有较大希望。今年2月他在中纪委全会上说:中国与前苏联有诸多相似之处,“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共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通往“艳阳天”的道路上有三重障碍:

  第一个障碍就是政府如何转变角色。世行报告的假设前提是,中国政府将转变角色,依赖市场机制运作。但这在现阶段的中国几乎是缘木求鱼。中共政治上现在的“左”,就是为了强化专制,大力维稳。这种情况下,要求中央政府转变角色,退出经济领域,几乎不大可能。中央政府倒是希望地方政府转变角色,但中国政府早就将自己办成一个只求盈利、不承担社会责任的大公司,各地方政府有如无需盈亏自负、但有独立利益的分公司,这种积30年改革形成的地方分利集团又如何能在短期内转换角色?况且,中央的改革蓝图还需要地方执行,地方政府如何才能依赖市场机制执行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

  第二个障碍则是各利益集团的阻力。江胡两代奉行的发展模式早就养育了许多特殊利益集团,朱镕基任期内的国企改革是抓大放小,让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垄断有关国计民生的领域,如交通、能源、粮油物质等。在各种政策的强力扶持下,这些国企早就成了中国的经济寡头,能够对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施加强有力影响。目前正在国企高层开展的反腐败,最多是国企利益集团易帅,却很难改变这种“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格局。

  成为“美国经济体”有多远的路?

  最根本的障碍乃在于中国体制自身。

  中国经济体与美国经济体之间差别甚大,有些是难以逾越的鸿沟,比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美国是完全竞争型市场经济,政府只是市场的守夜人,维护秩序;中国则是半行政干预半市场化经济,政府集市场规则的制订者,裁判者与参赛者三种角色于一身。即使从经济角度看,也还有一个重要差别,即美国市场依靠内需支撑,消费占GDP的比重高达70%;而中国国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属于世界上少数特别低的国家,2011年仅为36%,比印度还低14个百分点。

  两种体制的历史渊源与现实状况完全不同,由政治制度决定的社会分配机制更是完全不同。由此形成的结果是,美国是政府穷、国民富,收入分配差距保持在合理区间(基尼系数0.4)之内,国民购买力较高;中国则是政府富、国民穷,收入分配差距特别大,2010 年基尼系数高达 0.61,70%以上人口的购买力不强。加上住房价格昂贵、教育、医疗负担沉重,国民对养老前景的担忧,这些都扼制了中国人的购买力并加强了储蓄倾向,而富人消费的大头主要是奢侈品、出国旅游,以及送子女到国外读书,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内的内需始终无法提振。

  综上所述,习近平希望将中国变成美国那样的经济体,目标很美好,但却缺乏通往目标的现实途径。美中两国经济大厦的地基完全不同,建筑师画的蓝图再宏伟,也不能指望在流沙上建成摩天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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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每一个地区的政治实体,都拥有自己的移民政策;不要说欧美、新加坡等主权国家,单是说中国大陆自己的大城市,都拥有户籍制度,由各大城市自行审批移民,接收自己需要的「新人」。

  然 而中国有一些地方,就是没有自己的审批权,这些地方的共通之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稳固,因而输入大量效忠于中共的人民,去加强那些地方的统治,简而 言之就是「殖民」;中共不理藏人意愿,鼓励汉人大量殖民西藏,如著名藏人作家唯色指出,中共欢迎汉人「改族籍」为藏人,为汉人提供「双户籍」优惠。中共利 用汉人移民去控制西藏,是透过假自治,真殖民,因此对达赖喇嘛非常卑微的「一国两制」要求,都说成是「藏独」。

  移 民和殖民有何分别?移民有权审批,殖民无权审批;移民有权拒绝,殖民无权拒绝;移民开放全球,殖民只限「宗主国」──检视香港,为何特区政府没有单程证审 批权?为何无权增减单程证的配额?为何无权拒绝一些犯下了刑事罪行,如入境处纵火案误杀罪成立的施君龙?为何非中国籍的移民,既要对家庭团聚的资助人进行 入息审查,更有十八岁以下的子女或六十岁以上的父母的年龄限制,甚至要证明有能力提供合适的居所;反之中国籍的移民就有特权,完全不需要符合以上条件?双 重标准的事实,一再证明中国来香港的不是移民,而是殖民,因此香港不能拒绝,只有照单全收。

  2006 年揭发远华集团案,赖昌星一家五口连同朋友家人总共 58 人,透过改姓等「假家庭团聚」集体移居香港;如果不是赖昌星在权斗中失败,中国要借此遣返赖昌星去大陆,则香港永远不会揭发这 58 张单程证是所谓「伪造」,而属「不合法入境」;这些冰山一角的案件,以及多年来单程证者的口供指出,中国各地贪污腐化的政府部门,常把单程证乱批给权贵亲 属,而一直拖延真正的家庭团聚;同时由于没有审批权,一些在香港缺乏支援,无法适应香港的新移民,来香港之后失去大陆的户籍,迫在劏房之中变成贫穷户,政府亦冇可能无限量支援这些个案,变成了违反人道的灾难。

  更 离谱的个案,则由于中港两地法制的不同,在可见的将来亦不可能「中港融合」,于是变相鼓励一些新移民隐瞒在大陆的资产,却在香港借单亲等紧急的名义,领取 本应只容住满七年永久居民才应领取的综援金。根据民政事务局于九月发出的新闻公告,贫穷线下的新移民家庭有 27% 领取综援,数字已说明了一些「新移民不能领取综援」的神话破灭;如果香港的民意认同新移民政策,这当然没有问题;问题是为何香港人竟不能修改自己的移民政 策呢?引起市民不满以至仇视的,就是源自这种不公平以及不合情理的殖民政策。人民日报呼吁包容「新香港人」,正就是为了这歧视外籍的殖民政府背书,港人有 权反对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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