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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与河北已达成一项协议,北京市要疏散500万人口到周边地区-墙

  由于人口、环境等诸多因素的超载,着眼2020年的现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将面临调整修改。

  与此同时,京津冀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也在两市一省和有关部门的力推之下,日渐深入。

  比如,为治理雾霾,国务院六部委2013年9月联合印发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如今,这已是京津冀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配合执行的任务。

  北京重修规划,京津冀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北京减负。

  “北京自己是很难解决自身问题的,它的出路在于区域协作,就是所谓的‘大北京’。”曾影响北京上一轮城市规划的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说。

  为此,吴良镛领衔的课题组拿出包括“畿辅新区”在内的“四网三区”蓝图。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也提出跨界的“首都特区”的大胆设想。

  对这些学界构想,地方决策者表现出浓厚兴趣,同时也寄望于中央层面更高层次的协调。

  北京求解“大城市病”

  2013年年底的北京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上,市委书记郭金龙指出,人口无序过快增长、大气污染、交通拥堵、部分地区环境脏乱、违法建设等问题,已严重影响到北京的可持续发展,影响首都形象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必须痛下决心进行治理。

  市长王安顺也在报告中提出,2014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中排在首位的,是着力破解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坚决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坚决抓好大气污染治理,更加自觉地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严控人口的思路,北京拥有中央的“尚方宝剑”。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都明确,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截至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2069.3万人。与雾霾治理类似,如何化解巨量人口及潜在流入量带来的种种问题,北京靠一己之力已难解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北京与河北已达成一项协议,北京市要疏散500万人口到周边地区。

  “河北很想接收,但河北建设用地严重短缺。”郑新立为此建议河北省负责人“去把重庆的建设经验学过来”。重庆近年推出的“地票”等制度,腾出大量建设用地指标,已为多地所借鉴。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还从国土资源部获悉,2013年年中,该部曾配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着手一项调研,拟在河北选择一批具有资源承载力基础的中型城市,通过政策扶持和资源输出使其做大,用以吸纳北京市的人口和产业转移。保定、张家口、承德、秦皇岛等城市,均有可能被列入该扶持计划。

  杨保军透露,不久前,有权威部门负责人提出京津冀协调发展的五个方面构想:一是在京津冀大城市群范围内重构区域功能;二是优化城市布局,改善区域内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三是扩大生态空间;四是使用清洁能源,调整能源结构;五是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网络。

  有关调研组提出,把北京的大学、医院和博物馆等一些文化教育资源迁移到河北省,以疏散北京的城市功能。

  在杨保军看来,借助北京在南城兴建新机场的契机,可以选择京津冀交界区域,设立一个“大北京特区”,或者叫“首都特区”,以特区的方式,着眼于解困北京日渐严重的大城市病,并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京津冀的跨区域合作。

  吴氏蓝图

  提到北京城的规划,就离不开“大北京”规划概念的首倡者、92岁高龄的吴良镛。

  2013年9月12日,吴良镛主持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三期报告》(下称“三期报告”)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北京市副市长陈刚、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黄艳等官员和一批专家到场,一起会诊京津冀区域发展问题。

  吴良镛多年来一贯主张要建立城市规划领域的“科学共同体”。1999年,他就呼吁北京城乡规划要改变观念,跳出“就城市论城市”的局限。此后十余年,他带领课题组对京津冀地区发展进行了持续跟踪研究,研究成果多次影响北京市的规划决策。

  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一期报告提出的“世界城市”、“双核心”,二期报告的“一轴三带”等观点,基本都得以落地。

  三期报告延续之前的课题,针对京津冀地区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又提出了诸多协调区域发展的新设想,如“四网三区”。

  所谓“四网”,是指京津冀应在生态环境保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区域文化发展等涉及公共利益的方面,拟定共同政策,并付诸共同行动,实现人居环境的城镇网络、交通网络、生态网络和文化网络“四网协调”。

  所谓“三区”,一是以修建北京新机场为契机,选择机场周边京津冀部分地区,共建跨界的“畿辅新区”,用以疏解北京主城区功能,将部分国家行政职能、企业总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驻京机构等迁至“畿辅新区”。该新区还将结合临空产业和服务业,合理布局,目标是发展成为京津冀新的增长区。

  其二是以天津滨海新区为龙头,京津冀共建沿海经济区,参照天津滨海新区,赋予京津冀滨海地区更为积极的发展政策。

  其三,在河北张家口、承德、保定和北京昌平、怀柔、平谷,以及天津蓟县等地划定适当地域,设立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计划单列于中央政府重点扶持和政策支持的特殊区域,建立京津冀生态保护协调机制,实施长期的生态改善扶持政策。

  据悉,这一“四网三区”构想,得到京津冀三地有关部门负责人的积极回应。

  谁来统筹主导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黄艳在三期报告研讨会上透露,北京市此前曾用三类指标,对目前正在实施的城市总体规划进行评估。

  其中,特别好的指标包括经济结构、人均GDP、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特别不好的指标,包括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人均指标,这主要是人口增加太快所致;第三类指标是突破的指标,包括人口、用地指标。

  “凤凰彩票平台总结下来,如果这次修改总规不在相应的机制、策略、管制上下功夫,规划编了半天,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黄艳认为,应该强调规划机制本身的改革问题,最关键的就是避免规划“被部门化”的倾向。

  “京津冀一体化”、“首都经济圈”的概念,已在2011年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成为国家战略。在此前后,主导或参与京津冀规划的不仅有两市一省本身,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等部门和有关单位也各有其主导的相关规划。

  在吴良镛看来,行政部门在制定空间政策、法规和规划的过程中,有时囿于本部门之见。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迫切需要顶层设计。

  基于此,《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三期报告》提出,为保证规划的实施落实,京津冀在逐步完善区域协调机制的基础上,还应组织“共同机构”。

  “比如由国务院出面,负责协调京津冀地区的跨区域合作。”三期报告执笔人、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教授吴唯佳表示,京津冀地区的共同发展,或许可以借鉴新加坡模式,在几个区之间实现跨区域的合作开发建设,“或者像美国那样,成立一个华盛顿的国家规划委员会,来统筹首都职能的正常运转和区域拓展”。

  有专家指出,京津冀不同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前者是在一个省域范围内;后者区域内发展相对均衡,而京津冀则存在两市一省的行政壁垒,且区域内发展不均衡,北京周边就是河北的贫困带。

  北京市副市长陈刚说,要从更高的国家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认识京津冀的合作问题。他也希望由中央层面介入,协调解决京津冀跨区域合作面临的诸多障碍。

  “京津冀协调发展问题的重要性、严峻性,现在是前所未有的。”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朱正举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

  在杨保军看来,京津冀区域如果没有协同机制,“各个城市、各个部门的规划都将流于表面,开开会,说完也就拉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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