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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彭博记者泄露内情被停职-墙外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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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博通讯社网站去年曾曝光习近平亲戚的资产

  《金融时报》17日刊登报道称,彭博通讯社一名获奖记者因涉嫌透露“扣稿”、“自查”内幕被停职。

  此前,彭博社(Bloomberg)被指由于担心在中国的运作受到影响“自我审查”、拒绝刊发该社记者有关中共高官同富商关系的调查报道。

  《纽约时报》上周披露,被彭博扣发的共有两篇报道,都是该社驻香港资深记者撰写的。据称,调查报道的关键人物是中国首富、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纽约市长、亿万富翁布隆伯格表示,他的彭博社绝无自我审查。

  单独开会

  周日(17日)出版的《金融时报》刊登驻香港记者Demetri Sevastopulu的文章,援引熟知此案的人说,彭博社记者傅才德自周二起被停职。

  报道说,彭博社和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本人拒绝就此发表评论。

  报道援引熟悉内情的人说,与调查报道有关的四名在香港记者中至少有三人在星期二被叫去“与领导单独开会”,并参加与彭博社在纽约的外部律师的电话会议。

  报道说,会后,傅才德没有返回办公桌,不再拥有“彭博内部系统的访问权”。还有人透露,试图在系统中查询傅才德,显示信息是他在“休人力资源假”。

  有迹象显示,中国当局近来加强了对外媒在中国市场的管制。

  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周五报道,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站在中国内地双双被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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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9月刚刚步入4年级的中国大学生已经迎来求职活动的关键期。由于中国经济的减速,企业纷纷缩小招聘规模,然而中国应届大学毕业生今年却首次达到700万人,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中国各个大学举办的招聘说明会也是人头攒动。对于大学而言,如果无法凤凰彩票网站提高毕业生就业率,今后就难以生存。我亲自走访了“就业冰河期”下的中国大学生就职现场。

  “海投”背后的无奈

  这是中国大型家电制造商康佳集团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的招聘说明会。包括站着看的人在内,在作为会场的东北财经大学的教室挤满了300多人。来自相邻的吉林省长春工业大学的2年级研究生李洋手拿简历仔细的听着企业方的说明。

  据说,他此前向大约100家企业投过简历,但只收到其中3家的回复。向大量企业投放简历的行为被形容为“海投”,其中似乎正包饱含着如同“石沉大海”般的无奈。

  小李出生农村。父母为了给他赚取学费,在养猪场打零工。小李自己则申请了助学贷款,并考上了研究生。就读的专业是国际贸易,而英语更是通过了专业8级。小李的简历上不经意地写着“共产党员”,这似乎也是其成绩优异的象征之一。即使是这样,小李的简历一样被放在了教室前堆积如山的简历中,等待着企业的挑选。

  事实上,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在就业方面并不犯愁。但是,要考上这样的大学,需要经历的是如同战争般激烈的竞争。一招定胜负的高考决定了可以进入哪所大学,甚至今后的人生。曾在安徽省高考中取得第4名的一位女生回顾说,“在初中和高中时代,从早上6点到深夜0点,除了学习以外什么都没干”。

  大学无法袖手旁观

  中国大学及研究生的应届毕业生人数今年达到了700万人,是10年前的3.3倍。每年将诞生相当于日本10倍的“大学毕业生”。只要拥有大学毕业证书就能找到工作的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返。大连大学4年级学生小郑说,“与其在知名度低的大学上4年,不如到专业学校学习技术后就业,工资更高”。

  虽然中国考研究生的学生很多,但考研也未必就有利于之后的就业。在吉林大学工学专业学习的研究生小蒋希望毕业后进入企业的研发(R&D)部门工作,但小蒋有些失落的说“由于读了研究生,就业选择的范围反而变得更小了。以自己现在的情况,能当上工厂的管理人员已经不错了”。

  中国的大学也并未袖手旁观。而是积极邀请知名企业前来举办招聘说明会,努力促使尽可能多的毕业生实现就业。

  10月中旬,在大连最具知名度的大连理工大学,大型国有通信企业中国联通举办了招聘说明凤凰彩票官网会。由于是热门的国有企业,礼堂被挤的水泄不通。而在大屏幕上朝气蓬勃的新职员、被委以重任的骨干、以及坐在真皮沙发上的总经理接连登场,似乎是想让学生们描绘自己踏上社会后的未来。

  据称,这天来参加说明会的学生多达600多人。中国联通将在全国13个地点举办同样的说明会。不同于日本公司一般采用的总部统一招聘,联通将首先在全国的41个分公司和研究所分别招聘毕业生。在这些地方分支崭露头角的职员才会被提拔进入总公司。因此,从大学毕业生到坐上真皮沙发可谓路途漫长。

  如今,寻求到海外就业以寻求出路的学生也在不断增加。不仅是欧美,日本作为就业目的地也备受欢迎。

  在大连大学的招聘说明会上,张贴出“赴日本就业”海报的沈阳凤凰公司尤其引人注目。自2004年成立以来,该公司已将300人送往日本就业。该公司给出的1万2千元的月薪是大连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的3倍。

  美国麦当劳、香港“香格里拉”饭店、招商银行……,大连大学的招聘说明会吸引了许多著名企业。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参加说明会的262家公司中,102家为世界500强或中国国有企业。我们辗转省内外,邀请这些企业前来”。

  在中国,包括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在内的大专院校数量超过2千所,到2018年,将迎来大学应试人数低于招收人数的大学100%入学时代。大学为了自身生存,不得不拼命提高毕业生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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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族”、“蚁族”……

  即使在应试战争中胜出,从大学顺利毕业,中国年轻人面临的生活环境依然严峻。希望考公务员的大连民族学院女生小许说:“毕业后会和朋友一起租房子,希望过成本最低的生活”。

  “40个人在80平方米的一套房里共同生活!”,上海“求职公寓”的状况让人难以置信。房间里摆了20张上下铺双人床。居住者虽然用毛巾或床单作隔断,但依然毫无隐私可言。而房间里的电源插排上插满了手机充电器,让人感到十分危险。

  这里的居住者就好像住在蜂巣中一样,故此被称为“蜂族”。每天的房租为25元。在从大学毕业后到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3~4个月里,很多年轻人都会选择在这里度过。不过,即使是在就业后,也有人为节省住宿费而选择继续住在这里。

  此外,大学毕业后只能拿到微薄工资、像蚂蚁一样工作的年轻人被称为“蚁族”;而由于房租过高而只能居住在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的人则被称为“鼠族”。这样的现象如今也不只限于大城市,更开始向地方城市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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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长春女儿李彤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中国近年锐意把传媒集团造大造强,除合并外,新方法是以基金投资,据中国和香港媒体报道,由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之女李彤任行政总裁的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China Media Capital,简称CMC),拟入主浙江著名的「财新传媒」,该集团并拟把总部迁往刚成立首个自由贸易区的金融城市上海。

  有「中国梅铎」之称的CMC实际掌舵人黎瑞刚15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访问时,对有关传言「不便回应」。

  上海解放报业集团和文新报业集团于10月28日正式合并为上海报业集团,官方称是「上海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尘埃未定,中国内地传媒即传出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将进一步改革和CMC投资「财新传媒」的说法。中国传媒形容,上海正进行传媒的「百日维新」。

  「财新传媒」由被誉为「中国财经界最危险的女人」的胡舒立创立,曾报道不少财金方面的独家新闻,据闻胡与之前掌管金融、现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歧山素有交情,而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日前接受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的专访,亦令集团获投资和迁总部的消息,甚嚣尘上。

  财新传媒辖下拥有财新网、《新世纪》周刊、《中国改革》杂志、《比较》杂志及影视制作等。

  至于黎瑞刚,自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曾任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总裁,2011年转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一年后又由官转商,出任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党委副书记兼总裁,亦是CMC董事长,执掌这个政府色彩浓厚的基金,推出过爆红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并与荷李活梦工厂签约在上海「打造东方梦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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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消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今天表示,中国当局多次的挑衅式镇压,已快到维族人的承受极限了。迪里夏提致电中央社指出,巴楚县维族人昨天因抗议遭当地武装执法人员以电棒殴打,加上1名维族男子随后被射杀,引发冲突,在冲突中另8名维族人被射杀,数十名维族人被捕;当地武装执法人员也有2死2伤。

  他表示,巴楚县冲突事件后,中国当局出动大量武装人员展开地毯式搜查,也严密监视禁止随意进出。迪里夏提声明,世维会谴责中国当局动輒武装镇压维族人,剥夺维族人正当申诉的机会;世维会也呼吁国际社会尽快採取有效措施,促使中国当局停止就地开枪镇压等行為。

  他说,在天安门撞车事件之后,中国当局加重对维族人的控制,若遇抗议事件,随即开枪镇压;此外,也出现不少挑衅式镇压,维族人“坐在家裡都没有安全感”。迪里夏提说,维区的状况已经一触即发,许多维族人感觉已到了承受力的极限,现在任何挑衅,都会引爆新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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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清涟

  本次三中全会公报,正好与习近平特别强调的“三个不写”相反,多为“一般性举措,重复性举措,纯属发展性举措”。但是,综观全局,从公报那虚实相间的套话 官话之中,还是可以清晰把握这次三中全会的政治意涵: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与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设立,中共的集体领导这一寡头体制正向个人专断演化。

  *实招:通过“警察革命”重组权力*

  党媒等预先告知的三中全会十大看点,其中有三大看点乃是实招,如“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创新化解社会矛盾体制”、“.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后 两点语焉不详,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建可看作是“创新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的实践。将原有的公安、武警、司法、国家安全部、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总政对外联 络部、外交部、外宣办等部门组合成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使该委员会成为继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之后成为中国第5大国家机构,总管军队、公安、 外交、情报领域事务。据各种消息猜度,习近平将任该委员会最高首长。

  为了给人以仁慈的印象,多年来颇受诟病的劳教制度被废除。问题是,有前苏联的KGB这一“国家恐怖主义”机构的前车之鉴,中国人只要脑子不糊涂,都明白国 家安全委员会就是苏联KGB组织在中国的再现。有了这张天罗地网罩着,收起“劳教制度”这只装人的口袋,并不意味着国人进监狱的机率变小,“警察治国”的 恐怖统治之下,各种名目的抓捕失踪随时都可能发生。

  按中共的政治逻辑,党即国家,国即是党,所谓“国家安全”就是“红色政权的安全”。成立国家安全会的目的,外交部发言人秦刚11月13日在答记者问时说得 很清楚:“毫无疑问,中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恐怖分子紧张了,分裂分子紧张了,极端分子紧张了。总之,那些企图威胁和破坏中国国家安全的势力紧张了。”

  熟悉中共政治话语的人都明白,所谓“恐怖分子”,特指新疆维吾尔族的政治反对者;“分裂分子”则特指西藏的政治反对者;所谓“极端分子”涵盖面最广,凡属 批评中共政府及高官及讥评时政者,都可被视为“极端分子”。今年8月出台的互联网“七条底线”中就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 和信息真实性底线等,这几条底线涵盖范围极宽,加上解释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大大提高了中国人言说的政治风险。

  我曾写文章批评习近平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效法前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的“警察革命”,将从腐败的官僚手中夺回的权力交到擅长阴谋诡计的秘密警察手里,等于为很不自由的中国人再套上一道沉重的政治枷锁。

  *虚招:支应经济社会问题*

  为什么说支应经济社会的招术是虚招?一是因为避开重症,二是所开药方大都是虚言。胡温时期留下的问题最严重莫过于经济高度泡沫化、政府全面腐败、生态环境濒临崩溃,以及镇压机制暴力化。三中全会除了毫不含糊地强化镇压机制之外,其余全以虚招应之。

  中国的经济泡沫,主体当然是房地产泡沫再加银行坏帐与通胀。减退经济泡沫的关键是挤去房地产泡沫,消化银行坏帐(官方最新数据是坏帐10万亿,约占银行业 所有贷款的14%)。但三中全会公报对此不置一辞,在公报中散见一些与土地有关的话语,如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 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等,虽然含糊不清,但却表达了继续开发房地产的意图。

  对于非常严重的政府(官员)腐败,报告只是老调重弹,称“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至于人民通过什么有效的制度通道监督权力,报告只字未提。

  对于生态环境全面恶化的问题,报告虽然多处泛泛提到“建设生态文明”,称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却只字未提整治国 土,例如如何修复重金属污染之农田。如此空泛的提法,无法遏止中国的环境污染。当局曾设置18亿亩耕地红线,早就被各地政府想方设法突破。相较于耕地红 线,生态红线的伸缩空间更大,更容易被钻空子。生态补偿机制的推行已历多年,从2001年到2012年, 11年间累计达2500亿元左右,但却不见成效。最重要的是,以往的生态补偿主要着眼于少数环境受害者的赔偿,根本不是着眼于环境的保护与修复。

  上文提到的三项全是当务之急:房地产泡沫潜藏经济危机,腐败关系严重破坏政治信任并影响行政效率,环境污染早已成为群体性事件导火线。这些必须戮力应付的急务尚且如此虚头巴脑,不得要领,遑论其它。(其余所谓“经济改革”措施,需要另写专文)

  *成果:集体领导向一人专断过渡*

  除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外,另一大成果是将成立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目前虽然尚未公布组长与成员名单,但据说层级极高、事权极重,将“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无 论如何,这个小组总让人想起1966年5月毛泽东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号称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但实际只听命于毛。它是毛泽东认为自 己大权旁落,为解决与中央一线领导的矛盾而采取非常手段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的意图。

  习近平要成立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虽然不是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但至少也表明习希望通过这一领导小组,直接干预原属于国务院的事务。按此设计,今后国务院既不负责经济改革的设计,也不负责统筹协调、督促落实,将沦为负责具体行政事务的执行机构。

  按照中共奉行的马列主义及党内规则,各级党委、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内,书记只是这个集体领导班子的“班长”,是带领这个班子实行集体领导的协调人,而 不是高踞于领导班子之上的“皇帝”。毛泽东鼓励个人崇拜,恣意破坏制度,形成了“一言堂”,天下大权操之于一人之手。华国锋曾试图形成这样的权力格局,却 被党内元老们赶下台,邓小平鉴于毛专权之害,设立了集体领导制度。邓在垂帘听政之时,虽然先后废了两任总书记,却还得尊重党内元老尤其是陈云的意见,无法 “一人说了算”。江泽民时期是“集体领导”,到胡锦涛时代,所谓“集体领导”也演变成“九龙治水”,九常委各行其是。如今通过三中全会,习近平完成了大权 独揽的制度准备,政治局其它常委变成了事实上的“军机大臣”,形同臣属。

  可以预见,从此之后,习近平将集党、政、军、警、特等大权于一身,中共的“集体领导”这一寡头体制正在向个人专断演变。今后论者论及中国政治,假如再称“习李体制”,应该是没有弄明白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真正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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